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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八路军育儿所乳母寻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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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时间:2015-8-25   作者: 周 怡 胡春晓   来源: 《百年潮》   录入:美丽乳山

胶东八路军育儿所乳母寻访记

作者:周 怡 胡春晓《百年潮》 2009年第8

 

  山东省乳山市马石山镇东凤凰崖村坐落在山坳中,冬日下显得格外萧条。然而,60多年前,抗日烽火在这个看上去极其普通的村庄燃起,并成为胶东军区的重要根据地一昆嵛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之二,有名的胶东第五兵工厂在这里,胶东医院育儿所也在这里,因此这里成为日寇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村子西南的马石山,是“马石山惨案”的发生地,也是抗日战争史上四大英烈事迹之一的“马石山十勇士”牺牲的战场。

  胶东医院育儿所成立于1941年冬,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19424月迁往东凤凰崖村。到抗战胜利前夕,所内儿童由最开始的2人增加到220人。迫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育儿所在管理体制上采取村民分散收养的方式应对险恶的形势。东凤凰崖村处于乳山、牟平、海阳三地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群众基础良好,成为八路军子女寄居的主要村庄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村里先后有杨坤涛、肖国英、杨锡斌、杨宗行、姜明珍、杨坤朴、矫凤珍等人家收养了孩子。相邻的西凤凰崖村、东井口村也有收养孩子的村民。但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收养人已经无从查找。

  

  挑选乳母,安置八路军子女

  

  1942年初冬,胶东地区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一年,日寇在乳山县马石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惨案发生后,八路军育儿所所长张福芝和另外几名同志秘密来到东凤凰崖村,带来抗日队伍安全转移的消息,同时带来了安置八路军子女的重要任务。当日,村妇救会主任矫凤珍和治安主任杨锡斌趁夜色来到肖国英家里,手里抱着一个半个月大的男孩,递到23岁的肖国英怀里。此时,肖国英的大女儿3岁,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后便夭折了。

  肖国英老人的表达能力受限,在其二女儿杨德兰的帮助下完成了如下采访:记者:当时知道是谁的孩子吗?

  肖国英:知道,是八路军的孩子。

  记者:当时为什么要把孩子抱给你养?

  杨德兰:当时俺二姐刚不在了,俺妈有奶水,就抱过来给俺妈了。

  记者:当时你们村是谁负责分送孩子的?

  肖国英:我不知道,孩子是杨锡斌抱给我的。

  杨德兰:那时候谁还知道这些事呢,也不敢打听,就知道是八路军的孩子,让好好养。

  记者:孩子当时抱过来多大年纪?

  肖国英:就半个月大,他那时候身体不好,老拉稀,我也身体不好。

  记者:孩子叫什么名字?

  肖国英:叫远落(音译)

  杨德兰:小孩他爸官职好像还不小,我以前听俺妈说随从的人都喊他黄司令。

  “马石山惨案”发生后,育儿所所长张福芝和当时的村支书杨彤烈商量了孩子们的具体安置。东凤凰崖村现任书记回忆道:“那时候俺爷(杨彤烈)是村里书记,俺妈(矫凤珍)是妇救会会长,就他俩负责安排这些孩子的。”

  “当时挑选乳母有什么条件吗?

  “当时挑选的条件就是孩子刚刚夭折或者是处在哺乳期的妇女。”

  远落初来时身体虚弱,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经受着丧子之痛的肖国英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回莱阳老家,全心照顾这个素昧平生的孩子。老人说:“这是八路军的孩子,八路军帮我们打鬼子,把孩子交给你了,这是信得过你,你怎么能不给人家好好照顾,八路军的孩子可比俺自己的重要。”

  肖国英的大女儿杨德香今年69岁,几年前患过脑血栓,行动和语言表达上都不方便,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她。

  记者:你还记得远落吗?

  杨德香:俺小弟啊!比我小3岁。

  记者:能记起你们小时候一起的事情吗?

  杨德香:我那时候天天领着他出去玩,那时候俺们村有个兵工厂,俺俩经常去那里,那些八路军给我们白馒头吃。

  记者:那时候你妈妈对你和远落两人在吃的、穿的上有什么差别吗?

  杨德香:没有区别,俺俩吃的都一样。

  杨德忠(肖国英大儿子):怎么能没有区别,那肯定是有好的就尽让远落吃,俺姐都记不清楚了。

  194211月始,山东日军重点“扫荡”胶东地区,为了恐吓民众,摧毁八路军根据地,在东凤凰崖的每个胡同口派驻了一个日本兵和一口铡刀,制造白色恐怖。“火烧凤凰崖,逼出兵工厂的位置”成为日军的作战计划与目标。但日军大部队却在前往东凤凰崖村的途中迷路,把草庵村错当做东凤凰崖付之一炬。此后,更加疯狂的日寇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山和轰炸。

  肖国英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带着远落和女儿杨德香上山躲避轰炸了。东凤凰崖村属丘陵地形,山上长满了栎树,茂密的树丛很适合隐藏,加上村民们为躲避日军的搜查,在山上隐蔽的地方都挖了山洞,每次搜查和轰炸,这里就成为村民们聚集的地方。

  记者:那时候害不害怕?

  肖国英:真害怕,就怕日本鬼子把咱炸着。

  杨德兰:我听俺大姐说有一次俺妈就把她撂在草垛上,自己抱着远落跑了。

  记者: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扔了呢?

  肖国英:俺闺女吓得一直哭,我就把她撂在那里了。

  杨德兰:俺妈那时候怕俺姐一直哭,让日本鬼子听见了,不就暴露了呀。

  记者:不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吗?

  肖国英沉默了。二女儿替她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时候哪还管得着自己孩子,就知道把八路军的孩子保护好。”

  记者:万一孩子出了意外怎么办?

  杨德兰:(苦笑)那时候老百姓……自己的孩子死了就死了呗。

  

  乳母对八路军子女倾注的爱

  

  与肖国英家相距不远的姜明珍家里收养了一名叫晓星的女孩。还有一位待产的女战士刘全滋。为了保护她们的安全,她失去了自己一岁半的儿子。姜明珍老人2007年去世,我们只能从她儿子和儿媳口中了解当时的情况。

  由于姜明珍是“八路军家属”,她的家成了抗日组织的“联络点”,不少伤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来到姜明珍家里治疗、躲藏。她和孩子们住在一个大杂院的正房中。每天小心翼翼为伤员送饭、联络,从没出过纰漏。抗战胜利后她才获悉,当时大杂院南屋的住户,竟然是汉奸的一个地下组织。

  这些家庭不单面临着敌人轰炸和搜查的生命危险,还要面对生活上的窘迫。按照胶东育儿所的规定,养母每月发粗粮60斤,作为养母的口粮及喂养孩子的报酬,孩子的供应按年龄大小分别发给细粮18斤、20斤、22斤。孩子的衣服每年发两季,春季发单衣,冬季发棉衣,都是把布和棉花发给养母来做。据统计,抗战时期人均粮食消费最低是每月30斤。从这个标准上来看,八路军已经将乳母的报酬计算在内——以粮代薪。然而,当时的战斗形势和敌后根据地匮乏的物资也常常使得相应的供给无法及时到位,这使得这些养母在承担自身的生活重担之外还要担负哺育八路军子女的责任。

  频繁的搜山与轰炸,使姜明珍要带着几个孩子和即将临盆的刘全滋到山上躲藏。一次,姜明珍一岁半的儿子忽然咳嗽起来,为了不让日军发现,她死死捂住孩子的嘴……因为惊吓和窒息,几天后孩子死亡。次日,刘全滋的儿子出生,孩子的父

 

亲托口信来,取名福生,随后刘全滋还没出月子,即随部队西迁,留下了小福生。

  姜明珍先后抚养过4名八路军子女,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孩子们对这位养母更是不舍,姜明珍儿子回忆道,“俺妈说,孩子的爸妈回来接孩子的时候,福生和晓星都抱着柱子又踢又打,死活不走。还是俺妈去劝他们,他们才流着眼泪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3年中,姜明珍自己的6个孩子中,有4个因为战乱、饥荒先后夭折,而寄养在她家的4名八路军子女仅有1名因病死亡。

  令人欣慰的是,姜明珍的晚年是比较幸福的。2005年,威海市妇联举办的“援助革命老妈妈”的活动找到了她。从那开始到她2007年去世,每年四季,威海市妇联都派人前往慰问,送慰问品。《威海晚报》和电视台也对她的事迹做过报道。

  

  难忘当年分别情

  

  杨锡斌当年24岁,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之一。日军“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他出生几天的女儿不幸夭折。为了抵抗日军,杨锡斌随村里的民兵队伍开赴前线,等他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家的炕头上躺着一个小女孩,妻子沙春梅告诉他,是村支书杨彤烈送来的,说是八路军的孩子。现在老人还记得:“小孩叫春莲,爸爸叫杨家华,当时是个政委,妈妈叫胡敏。”同时村支书还嘱咐他,再找几户领养孩子的人家。

  春莲刚来杨锡斌家时才2岁,身体虚弱,坐都坐不稳,难以站立。老人视为己出,非常疼爱,至今老人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一面抱着春莲一面挑水的情景。那时候家里生活艰难,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小春莲是头份儿。老人回忆:“用小铁勺弄点油,再把鸡蛋打里面,放锅底下烧着给她吃。”

  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分散在各村的儿童将集中居住。这意味着孩子们就要离开自己的乳母,被送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肖国英回忆:“那时候真不舍得啊,孩子抱着我的腿一个劲地哭,说什么也不走,一直喊我妈……”当年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世的分离。

  谭波在《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中记载:

  当时孩子都把奶母当成了亲妈妈,他们的父母来接时,孩子都哭着说:“我要回家找妈妈。”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谁是你妈妈?”他们总是说:“我家在某某村(乳母所在村),我妈是某某(指乳母)。”

  杨锡斌老人回忆道,春莲养到4岁的时候,孩子的父亲派人来接女儿,老人趁孩子睡着的时候送到村里的前街上,结果孩子醒了,“一直哭着喊爸爸,抱着我的腿不肯走,真舍不得啊!

  结果老人又把孩子抱回来接着养。孩子6岁时,上级再一次下达送还孩子的指示,杨锡斌把孩子一直送到村西面一个叫沙河的地方,春莲一路哭,不肯走。杨锡斌狠心将孩子交给组织。孩子送走后,沙春梅思念过度,双耳失聪。直到去世前老人还梦见女儿春莲回来看她。

  新中国成立前夕,春莲爸爸所在的部队到达马石店,曾托人捎口信来,希望让春莲回来读书,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来。杨锡斌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全家就回了四川老家,春莲上学后还托人捎过几封信来,再到后来什么音信也没有了。”这就是他们之间全部的联系。

  实际上,所有的乳母及其家庭在经历了收养的艰难与危险之后,又饱尝了亲人离别的痛苦。这种牵挂,伴随了他们一生。

  记者:想远落吗?

  肖国英:真想,我的孩子啊!

  记者:这么多年了,远落走后你们还有联系吗?回来找过你吗?

  杨德忠:哪有回来找的,当时是抗战时期,多危险,再说孩子挺小,还不记事,(小孩)爸妈到处打仗,不回来找,谁还记得,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不知道在不在呢。

  当年的乳母中,只有肖国英一人还在世,大部分的乳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亲托口信来,取名福生,随后刘全滋还没出月子,即随部队西迁,留下了小福生。

  姜明珍先后抚养过4名八路军子女,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孩子们对这位养母更是不舍,姜明珍儿子回忆道,“俺妈说,孩子的爸妈回来接孩子的时候,福生和晓星都抱着柱子又踢又打,死活不走。还是俺妈去劝他们,他们才流着眼泪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3年中,姜明珍自己的6个孩子中,有4个因为战乱、饥荒先后夭折,而寄养在她家的4名八路军子女仅有1名因病死亡。

  令人欣慰的是,姜明珍的晚年是比较幸福的。2005年,威海市妇联举办的“援助革命老妈妈”的活动找到了她。从那开始到她2007年去世,每年四季,威海市妇联都派人前往慰问,送慰问品。《威海晚报》和电视台也对她的事迹做过报道。

  

  难忘当年分别情

  

  杨锡斌当年24岁,是村里的治保主任之一。日军“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他出生几天的女儿不幸夭折。为了抵抗日军,杨锡斌随村里的民兵队伍开赴前线,等他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家的炕头上躺着一个小女孩,妻子沙春梅告诉他,是村支书杨彤烈送来的,说是八路军的孩子。现在老人还记得:“小孩叫春莲,爸爸叫杨家华,当时是个政委,妈妈叫胡敏。”同时村支书还嘱咐他,再找几户领养孩子的人家。

  春莲刚来杨锡斌家时才2岁,身体虚弱,坐都坐不稳,难以站立。老人视为己出,非常疼爱,至今老人还清晰地记得自己一面抱着春莲一面挑水的情景。那时候家里生活艰难,如果有什么好吃的,小春莲是头份儿。老人回忆:“用小铁勺弄点油,再把鸡蛋打里面,放锅底下烧着给她吃。”

  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分散在各村的儿童将集中居住。这意味着孩子们就要离开自己的乳母,被送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肖国英回忆:“那时候真不舍得啊,孩子抱着我的腿一个劲地哭,说什么也不走,一直喊我妈……”当年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可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永世的分离。

  谭波在《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所》中记载:

  当时孩子都把奶母当成了亲妈妈,他们的父母来接时,孩子都哭着说:“我要回家找妈妈。”问他:“你的家在哪里?谁是你妈妈?”他们总是说:“我家在某某村(乳母所在村),我妈是某某(指乳母)。”

  杨锡斌老人回忆道,春莲养到4岁的时候,孩子的父亲派人来接女儿,老人趁孩子睡着的时候送到村里的前街上,结果孩子醒了,“一直哭着喊爸爸,抱着我的腿不肯走,真舍不得啊!

  结果老人又把孩子抱回来接着养。孩子6岁时,上级再一次下达送还孩子的指示,杨锡斌把孩子一直送到村西面一个叫沙河的地方,春莲一路哭,不肯走。杨锡斌狠心将孩子交给组织。孩子送走后,沙春梅思念过度,双耳失聪。直到去世前老人还梦见女儿春莲回来看她。

  新中国成立前夕,春莲爸爸所在的部队到达马石店,曾托人捎口信来,希望让春莲回来读书,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回来。杨锡斌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全家就回了四川老家,春莲上学后还托人捎过几封信来,再到后来什么音信也没有了。”这就是他们之间全部的联系。

  实际上,所有的乳母及其家庭在经历了收养的艰难与危险之后,又饱尝了亲人离别的痛苦。这种牵挂,伴随了他们一生。

  记者:想远落吗?

  肖国英:真想,我的孩子啊!

  记者:这么多年了,远落走后你们还有联系吗?回来找过你吗?

  杨德忠:哪有回来找的,当时是抗战时期,多危险,再说孩子挺小,还不记事,(小孩)爸妈到处打仗,不回来找,谁还记得,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不知道在不在呢。

  当年的乳母中,只有肖国英一人还在世,大部分的乳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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